肿瘤的发生发展并非肿瘤细胞独立驱动,肿瘤免疫微环境是决定肿瘤增殖、转移以及免疫治疗效果的核心因素。微环境内部包含肿瘤细胞、浸润 T 细胞、巨噬细胞、成纤维细胞以及各类细胞因子、胞外基质,不同细胞类型相互博弈,构建出抑制免疫杀伤的生态环境,这也是很多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临床响应率偏低的重要原因。
过往科研工作主要依靠二维细胞系与小鼠移植瘤开展相关实验。二维培养体系仅仅保留肿瘤细胞本身,丢失基质与免疫组分,无法复现体内真实的细胞信号交流,药物筛选得到的结果经常和临床试验结果脱节。人源肿瘤异种移植小鼠模型,虽然保留部分肿瘤组织特征,但小鼠本身的免疫系统与人差异巨大,很难完整复刻人类肿瘤的免疫微环境,实验周期长、成本高昂,也限制了大规模药物筛选工作开展。
肿瘤类器官技术的出现,很好的平衡了模型还原度与实验可操作性。利用患者来源肿瘤组织,在特定细胞外基质与细胞因子培养体系下,能够在体外培养出具备肿瘤组织结构的三维类器官。更进一步,免疫共培养类器官体系,可以将外周血免疫细胞、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与肿瘤类器官共孵育,在体外重建肿瘤免疫微环境。在这套体系中,可以观察肿瘤细胞如何诱导 T 细胞耗竭,巨噬细胞如何向促肿瘤表型极化,细胞因子网络如何重塑局部免疫状态。

依托该模型,科研人员可以高通量评估不同免疫药物、联合用药方案对于肿瘤微环境的重塑效果,预判不同患者个体对于免疫疗法的敏感性,推动个体化免疫治疗研究。同时类器官也可以用于解析全新免疫逃逸靶点,挖掘潜在治疗分子。当然该技术依旧存在不少待优化点,体外共培养体系很难完全复刻体内血管结构,部分免疫细胞亚群体外维持难度较高,培养标准化流程仍需要持续完善。随着培养基配方、共培养工艺不断迭代,肿瘤免疫类器官未来会成为连接基础科研与临床转化的重要桥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