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药研发过程中,很多在细胞、动物模型显示良好抗肿瘤效果的候选分子,进入临床试验之后,因为严重肝脏毒性被迫终止开发。肝脏是人体最核心代谢器官,绝大多数小分子药物会在肝脏完成代谢转化,药物本身或者代谢产物会造成肝细胞损伤。传统二维肝细胞培养体系很快丧失肝脏特有代谢酶活性;动物种属差异,也经常造成动物毒性结果和人体实际反应不一致,给药物早期安全性评估带来巨大困扰。类器官芯片技术,把肝脏类器官与肿瘤类器官共置于微流控芯片体系,模拟体内血液循环流动,实现药效与肝毒性同步评价。
类器官芯片依靠微流控装置构建微生理系统,芯片内部微小通道可以模拟体内流体剪切力,持续完成培养基灌流,给细胞供给营养,带走代谢废物。相比静态培养,流体环境可以更好维持肝细胞的表型,维持 CYP450 等关键药物代谢酶表达水平。肝脏类器官可以由多能干细胞诱导分化获得,也可以由患者肝组织构建;肿瘤类器官来源于患者肿瘤样本,二者可以布局在芯片不同腔室,通过流体通道实现物质交换,模拟体内药物经肝脏代谢之后再作用于肿瘤组织的生理过程。
该模型最大价值是可以同时完成两件事:一是评估候选药物对肿瘤类器官杀伤效果,评价抗肿瘤药效;二是观察药物以及肝脏代谢生成的产物,对肝脏类器官带来的损伤,检测肝细胞凋亡、转氨酶释放、氧化应激等毒性指标。做到药效与肝毒性同步筛选,在药物研发早期就筛除抗肿瘤活性一般、同时具备明显肝损伤风险的化合物,降低后期临床试验失败概率。
在个体化药物评价场景,还可以使用同一个患者来源的肝脏类器官、肿瘤类器官构建芯片模型。不同个体肝脏代谢酶存在基因多态性,同一药物在不同人身上代谢产物、毒性反应差异很大。患者专属类器官芯片,能够体外预判该患者使用某一类抗肿瘤药物会不会出现肝损伤,助力个体化用药方案制定。

但类器官芯片大规模普及还有不少技术瓶颈。肝脏类器官很难复刻完整肝脏全部细胞亚群,肝实质细胞、肝星状细胞、库普弗细胞配比很难完全还原人体肝脏;芯片设备成本偏高,操作流程复杂,通量有限,不适用于超大数量化合物高通量筛选。不同实验室芯片构建方案、检测指标尚未标准化,实验结果横向对比难度大;样本来源有限,患者来源类器官建库周期长。
后续技术迭代方向,优化共培养体系,完善肝脏多种细胞组分;简化芯片操作流程,提升检测通量;搭配高内涵成像、多组学检测手段丰富毒性评价指标。类器官芯片有希望成为传统细胞、动物模型有力补充,助力抗肿瘤新药的安全性早期评估。